文洁若 译
一
我母亲是个狂人。我从未对母亲有过骨肉之情。我母亲用梳子把头发卷在头顶上，总是独自坐在位于芝[1]的娘家，咕噜咕噜地吸烟袋。她的脸小，身体也小。不知为什么，那张脸是灰色的，没有朝气。我曾经读过《西厢记》，读到“土气息，泥滋味”一语时，一下就想起了我母亲那张脸——消瘦的侧脸。
说这番话的我，从未被母亲照料过。有一次，养母带着我，特意到楼上去问候母亲，她竟然冷不防用烟袋打了我的脑袋。我对此事记忆犹新。不过，总的来说，我母亲是一位实在文静的狂人。我或我的姐姐迫使她画画的时候，她就在折成四折的日本纸上为我们画。非但用墨笔画，还把我姐姐的水彩画颜料涂在她自己所画男男女女的衣服、草木和花上面。只不过这些画上的人物个个都长着活脱儿是狐狸的脸。
我十一岁那一年的秋天，我母亲去世了。与其说是生病而死，毋宁说是衰弱而死的吧。唯独她逝世前前后后的记忆却比较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大概是由于接到了病笃的电报吧。在一个无风的深夜，我和养母同乘一辆人力车，从本所[2]赶到芝。迄今我还没使用过叫作围巾的玩意儿。然而，特别在这个夜晚，我记得围了一条画了南画[3]里一些山水风景的薄绸手绢儿。也记得那条手绢儿发出的叫作“蝴蝶花”的香水气味。
我母亲躺在二楼下方的那间八榻榻米的客厅里。我和比我大四岁的姐姐跪在母亲的枕畔，两个人都不断地号啕大哭。尤其是有人在我背后念诵“驾鹤西去，驾鹤西去”，当时我越发感到悲伤不禁涌上心头。然而，一直闭着眼睛、几乎是死者的母亲突然睁开双目，说了些话。我们尽管凄怆，却小声哧哧地笑起来了。
次日晚上，我依然在母亲的枕边坐到将近拂晓。不过，不知为何，这一晚我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我在几乎不停地号哭的姐姐面前觉得丢脸，于是拼命地假装哭泣。同时，我又相信既然自己哭不出来，母亲必定不会死。
第三天的夜晚，我母亲几乎没怎么痛苦就咽了气。死前她大概清醒过来了，凝视着我们的面孔，扑簌簌地落泪。不过，依然像平素那样什么话也不说。
入殓之后，我也不禁经常哭泣。有一位叫作“王子[4]的姑妈”的远亲说：“实在使人钦佩。”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她是那种对玄妙的事感到钦佩的人。
我母亲出殡的哪一天，姐姐拿着灵牌，我跟在后边，拿着香炉。两个人都是乘人力车去的。我有时打盹儿，总会在险些把香炉掉下去的时候，突然惊醒。一直就这样，我们好像永远也到不了谷中[5]似的。相当长的送葬行列静悄悄地沿着秋季那总是晴朗的东京的大街前进。
我母亲的忌辰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戒名是“归命院妙成日进大师”。可是二十年后，我却不记得自己的亲生父亲的忌辰与戒名。多半是因为对十一岁的我而言，记住忌辰与戒名也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吧。
二
我有一位姐姐。尽管她身体多病，却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想添加在我《点鬼簿》中的，当然不是这位姐姐的事，而是那位恰好在我出生前，突然夭折了的姐姐的事。据说，我们三姐弟中，她最聪明。
这位姐姐叫作初子，或许是由于她生为长女。我家的佛盒上至今有一张“小初”的相片，装在小小的镜框里。“小初”一点也不像是衰弱的孩子。长着小酒窝儿的两颊，就像熟杏子一般，滑溜溜的……
被父母过多地宠爱的终究是“小初”。他们把“小初”从芝的新钱座特意带到位于筑地的萨姆纳夫人担任园长的幼儿园。然而，星期六至星期日，必定到我母亲的娘家——坐落在本所的芥川家过夜。像这样出门的时候，“小初”穿的是就连在明治二十年代[6]都够时兴的西装。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得到了给“小初”做西装的下脚布料。我把它们裹在人造橡胶玩具娃娃身上。那些下脚布料无一例外，全都是进口的平纹细白棉布，上面点缀着细碎的印花或乐器花样。
一个早春的星期日下午，“小初”一边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一边跟坐在房间里的伯妈说话。(我当然想象着当时姐姐依然穿着西装)
“伯妈，这棵树叫什么呀？”
“哪一棵树？”
“这棵有花骨朵的树。”
我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低矮的木瓜树。树枝耷拉到一口古老的井里。估计梳着小辫儿的“小初”杏眼圆睁，当时正凝视着枝子带刺儿的木瓜树吧。
“这棵树的名字跟你的一样。”
偏巧“小初”未能理解伯妈的戏谑语。
“那么，这棵树就叫作‘傻瓜树’咯。”
至今，只要有人提到“小初”，伯妈就反复地说她们之间曾经怎样一问一答。实际上，此外，“小初”说过的话，一句也没留存。大概这之后没过几天她就走进了棺材。我不记得刻在小小的灵牌上的“小初”的戒名。然而，“小初”的忌辰是四月五日。玄妙的是，我对此记忆犹新。
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位姐姐——素昧平生的姐姐，有一种亲密感情。倘若“小初”至今健在，已经四十多岁了吧。过了不惑之年的“小初”那张脸也许活脱儿像是坐落于芝的娘家二楼茫然地抽烟的母亲的脸吧。我时常宛若幻想一般觉得：弄不清是我母亲还是姐姐的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不知从何处守望着我的一生。难道还是喝咖啡啦，抽烟啦，搞得疲惫不堪的我，神经遭到摧残了吗？抑或是超自然的力量借着什么机会出现在真实的世界，并干出了这样的勾当吧？
三
由于母亲疯了，我刚生下来就到收养我的家来啦(那是舅父的家)，所以对亲生父亲也冷淡。我父亲经营牛奶铺，似乎是一位有些成功的人。教给我认识在当时而言还蛮时髦的水果与饮料的也统统是父亲。香蕉、冰激凌、菠萝、朗姆酒——或许还有其他的。我记得曾在当时坐落于新宿的牧场外边那棵槲树的树叶阴影下喝朗姆酒的往事。朗姆酒是酒精极少、橙黄色的饮料。
我父亲劝幼小的我吃喝如此新奇的东西，试图把我从收养我的家庭弄回来。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大森[7]的鱼荣餐馆，父亲一边劝我吃冰激凌，一边露骨地说服我逃回自个儿家来。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父亲发挥了巧言令色的本事。然而，遗憾的是他的劝说诱导一次也未奏效。因为我爱收养我的那一家的父母——尤其是舅妈。
我父亲还性急，屡次跟随便什么人吵架。我在中学三年级时，与父亲玩相扑，我用现代柔道的特殊招数巧妙地把他摔倒了。我父亲刚站起来就说“再来个回合”，并朝着我走过来。我再度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摔倒了。我父亲第三次一边说“再来个回合”，一边勃然变色猛扑过来。我的后母在观看——她是我母亲的妹妹，又是我父亲的继室——朝我使了两三个眼神。我与父亲较量了一番，故意摔了个四仰八叉。然而，倘若那时我没败给父亲，他必定要揪住我吧。
我二十八岁时——那时还在当教师，接到了“父住进医院”的电报，遂仓皇地从镰仓直奔东京。我父亲是由于患流行性感冒而住进东京医院的。我与收养我的舅母和后母在病房的角落住宿了约莫三天。这当儿我逐渐感到郁闷了。正在此时，跟我有交情的一位爱尔兰新闻记者打电话来邀请我到筑地的一家酒馆去吃饭。我以那位新闻记者最近要赴美国为借口，丢下奄奄一息的父亲，前往筑地的那家酒馆。
我们跟四五位艺伎一道，愉快地吃了日本风味的饭。大概是十点钟吃完的。有人从背后招呼我：“先生。”我在中段止步，回头朝宽踏板的楼梯上边望着。一位恰好在场的艺伎聚精会神地俯视着我。我一言不发地走下楼梯，坐上停在正门外边的出租汽车。出租汽车立即开动了。然而，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的与其说是父亲，毋宁说是绾着娇艳的西式发簪的她的脸——尤其是她的眼睛。
我回到医院，只见父亲正等得不耐烦。不但如此，他让其他人全都离开，到两扇屏风外边去。要么握住我的手，要么就抚摸它；谈起我不知道的往事——当年跟我母亲结婚时的事。左不过是与我母亲出门去买衣柜啦，购买了寿司啦，一些琐碎的事罢了。不过，正说着的时候，我的眼睑不知不觉地灼热起来了，眼泪也沿着我父亲那消瘦的脸蛋流下来。
我父亲在次日早晨没怎么痛苦地驾鹤西去，死前好像发疯了，说什么：“来了一艘军舰，瞧那些飘扬着的旗子!大伙儿都喊万岁吧!”我压根儿不记得自己父亲的丧礼情况。不过，依然记得把父亲的遗体护送到他本人之家时，春季的一轮大月亮的光照耀在灵柩车上。
四
今年三月中旬我怀揣着怀炉时，隔了好久才第一次跟妻子一道去上坟。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然而，小小的坟墓自不待言，就连将枝子伸到坟墓上的一株赤松也没有变化。
添加在《点鬼簿》里的三个人的骸骨都埋在谷中墓地的角落——而且在同一座墓碑下面。我想起了母亲的棺材被静悄悄地降下到这座墓碑下边时的往事。“小初”大概也是这样的。唯独我父亲——我记得父亲的骸骨发白、细碎，夹杂着金牙……
我并不喜欢上坟。倘若能忘掉，巴望把双亲与姐姐也忘记。然而，尤其是那一天，或许是身体衰弱的缘故，一边眺望早春的阳光中那座发黑的墓碑，一边思索：究竟他们三个人当中，谁幸福呢？
升腾起阳气
我独自住在
坟地外边
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像这时那样，感到这么写的丈草[8]的心境逼近自己过。
[1] 东京都港区的一个街区。
[2] 东京都墨田区的一个街区。
[3] 南画也叫文人画。是18世纪、19世纪很多日本画家采用的一种绘画风格。在江户中期和后期，一些具有独特创作能力的画家属于这一画派。其画风是依据17至18世纪具有个性的中国清代绘画形成的。同时，南画画家们在构图及笔法上改变了中国文人画的夸张手法，作品中常带有一种幽默感。
[4] 东京都北区内的一个街区。
[5] 东京都台东区的一个街区。
[6] 明治二十年代是1887年至1896年。
[7] 东京都大田区的一个街区。
[8] 内藤丈草(1662—1704)，江户前期的俳句、和歌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