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朴 译
岁末的一个傍晚，我和朋友——一位评论家一道，沿着所谓腰便街道[1]，在一排光秃的柳树底下朝着神田桥走去。在我们的左右，夕阳的余晖之下，下级官吏模样的人们踉踉跄跄地走着。从前岛崎藤村[2]曾感慨地说他们应当“把头抬得再高一点走路”!这些下级官吏大概都不期然而然地怀着忧郁的心情，怎么也排遣不开吧。我们俩几乎让大衣的肩擦着般紧紧挨着，略微加快了步伐，一直到走过大手町的电车站，几乎一言未发。这时，那位评论家朝着在红柱子下等电车的人们瞥了一眼，看见他们一个个哆哆嗦嗦的样子，突然打了个寒噤，自言自语似的喃喃地说：“我想起了毛利先生的事。”
“毛利先生是谁？”
“是我中学时候的老师。我没对你说过吗？”
作为“没有说过”的表示，我默默地低一下帽檐。下面就是当时那位朋友边走边对我讲述的关于毛利先生的回忆。
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我还在某府立中学三年级读书的时候。教我们班英语的一位年轻教师安达先生，由于流行性感冒而引起急性肺炎，寒假里故去了。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来不及物色适当的后任的缘故吧，我们中学不得已就请当时在某私立中学任英语教师的一位老人毛利先生，来接替迄今为止由安达先生担当的课程。
我是在毛利先生到任的当天下午头一次看到他的。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出于迎接新教师的好奇心，走廊里刚传来先生的脚步声，大家就从来没有过的那么静悄悄地等待上课。脚步声在那阳光已消失的寒冷的教室外面停住了，过一会儿门打开了——啊，现在谈起这件事来，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开门走进来的毛利先生，首先给人的印象是矮个子，使人联想起经常出现在节日的马戏班子里的小丑。但从这感觉中抹去了阴郁色彩的，是先生那几乎算得上“漂亮”的、光滑的秃头。尽管他后脑勺上还残留着几根斑白的头发，但整个来说，跟自然教科书中所画的鸵鸟蛋没有什么两样。最后一桩使先生的风采超出凡人的，是他那身古怪的晨礼服，名副其实地古色苍然，几乎使人记不起它曾经是黑色的。然而在先生那稍许污秽了的翻领下面，却堂而皇之地结着一条颜色极为鲜艳的紫色领带，宛如一只展翅的蛾子。这印象也惊人般地残留在记忆之中。因而当先生进入教室的同时，不期然而然地从四下里发出要笑又不便于笑出的声音，当然是不足为奇的了。
可是毛利先生双手捧着课本和点名簿，显出一种简直像没看见学生般的超然态度，登上高出一阶的讲台，回答了学生们的敬礼，在那善良而气色不佳的圆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尖声尖气地招呼道：“诸位!”
过去三年中，从这个中学的先生们那里我们从未受到过“诸位”的待遇。于是毛利先生的这声“诸位”自然使我们顿开惊叹之目。与此同时，我们想：在“诸位”这句开场白之后，接着必然是一席关于教学方针之类的长篇演说，于是都屏着气息等着。
可是毛利先生说完“诸位”之后，只是四下里打量着教室，一时什么话也没说。虽然他那肌肉松弛的脸上，浮着一丝从容不迫的微笑，嘴角上的筋肉却神经质地颤动着。他那双有点像家畜的明眸里，不时露出焦急的神色。他虽然没有说出口，心里对我们大家仿佛有所哀求，遗憾的是先生本身似乎也弄不清那究竟是什么。
“诸位!”于是毛利先生用同一个声调重复了一遍，紧接着他就像是要捕捉这声音的回响似的，慌张地说下去，“今后由我来教诸位英语选读课。”
我们的好奇心越发强烈起来，大家一声不吭，全神贯注地盯着先生的脸。可是毛利先生这样说的同时又用哀求的目光环顾了教室，忽然像放松了的弹簧，冷不防坐到椅子上。于是他把点名簿放在已经摊开的文选课本的一旁，打开来瞧。他这番寒暄的话结束得如此突兀，使我们多么失望，或者毋宁说是超过了失望而使我们感到滑稽，那恐怕就没有必要说了吧。
幸而我们还未来得及笑出声音来，先生那双家畜般的眼睛就从点名簿上抬起，立即叫了班上一个同学的名字，并称呼他作“君”。当然是叫他立即站起来进行译读的意思。于是那学生站起来用东京的中学生特有的伶俐劲儿译读了《鲁滨孙漂流记》中的某一节。毛利先生不时地摸着紫色领带，误译之处自不用说，就连发音上的一些细小毛病都一一认真加以纠正。先生的发音有些做作，但大体上是准确而清楚的，先生本人似乎对这一点心里也特别扬扬自得。
可是当那个学生坐下，由先生开始翻译那一段的时候，同学们当中又到处发出咯咯的失笑声。那是因为发音那么好的先生，一旦开始翻译，他所掌握的日语词汇竟贫乏得令人难以相信他是日本人。要么就是即便有词儿，到了临场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比方说，仅仅翻译一行，也要费这么多的口舌：“于是鲁滨孙·克罗索终于决定饲养……饲养什么呢？就是那种奇妙的动物……动物园里有的是……叫什么来着……经常耍把戏的……喏，诸位也知道吧。就是，红脸儿的……什么，猴子？对、对，是猴子。决定饲养猴子啦。”
既然连猴子都是这个样子，遇到稍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不绕上半天弯子，就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儿去翻译。而且毛利先生每次都弄得狼狈不堪，一个劲儿地把手放到领口，使人担心他会不会把那紫色的领带扯碎；同时困惑地仰起头来，慌里慌张地瞥上我们一眼。忽而又双手按住秃脑袋，把脸伏在桌上羞愧地顿住了。这么一来，先生那本来就矮小的身子，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窝窝囊囊地缩作一团，让人觉得连那从椅子上耷拉下来的两只脚都晃晃悠悠的，仿佛是吊到空中似的。学生们呢，都觉得怪有趣儿的，暗地里在笑。先生反复翻译了两三遍的当儿，笑声就越来越放肆，甚至坐在最前排课桌的学生也公然大笑起来。我们这种笑声该叫善良的毛利先生多么难堪啊——连我自己今天回想起那片刻薄的响声，都不由得再三想掩起耳朵来。
可是毛利先生却鼓起勇气翻译下去，直到响起课间休息的喇叭为止。他好容易念完最后一节，就又以原来那种悠然的姿态回答了我们的敬礼，简直像全然忘记了方才那番苦战恶斗似的，十分泰然地走出教室。紧接着我们就哄堂大笑起来，故意乒乒乓乓地把课桌盖儿一开一关，有的跳到讲台上，即席模仿毛利先生的姿势和声调，表演起来。……啊，难道我还得回忆起这样一桩事吗：当时，连戴着班长臂章的我，也由五六个同学簇拥着，在那里得意忘形地指摘着先生误译的地方。可是哪些译误呢？说实在的，就连当时自己也说不准是不是真的译错，只不过是一个劲儿地逞能而已。
三四天之后，某日午休的时间。我们五六个人聚集在器械操场的沙坑那儿。我们身穿毛哗叽制服，冬天和煦的阳光从背后晒过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即将来临的学年考试的事。号称体重六十八公斤的丹波先生跟学生一道正悬在单杆上，他大声喊着：“一、二!”然后往沙坑上一跳。他头戴运动帽，身上只穿一件西服背心，来到我们当中问道：“新来的毛利先生怎么样？”
丹波先生也教我们年级的英语，他以爱好运动出名，加之又擅长吟诗，因此在讨厌英语的柔道和剑道选手这类勇士当中，似乎也深孚众望。
经先生这么一说，一位勇士摆弄着拳击手套说：“嗯，不大——行。大伙儿都说不怎么样似的。”他回答时的腼腆劲儿，简直与他平素的为人迥然不同。
于是丹波先生一边用手帕掸着裤子上的沙子，一边得意扬扬地笑着说：“连你都不如吗？”
“当然比我强。”
“那还挑什么毛病？”
那位勇士隔着拳击手套搔搔头，怯懦地不言语了。
可是这回我们班的英语秀才，扶一扶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以跟年龄不相称的口气反驳说：“不过，先生，我们差不多都想报考专科学校，所以还是想让最好的教师教我们。”
丹波老师依然哈哈笑着说：“嘿，左不过是一个学期嘛，跟谁学还不是一样？”
“那么毛利先生只教一个学期吗？”
这个问题像是触到了丹波先生的要害。长于世故的先生避而不答，却摘下运动帽，使劲儿掸了掸平头上的尘土，急忙环顾一下我们大伙儿，巧妙地掉转话头说：“当然喽，毛利先生是相当古板的人，与我们不大一样啊。今天早上我乘电车，见先生坐在正中间。快到换车的地方，他就大声叫喊：‘卖票的，卖票的!’我觉得又可笑，又难为情。总而言之，他肯定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然而，关于毛利先生这方面的事，不用丹波先生去提，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多得很。
“还有，听说毛利先生一遇下雨，就身穿西服、趿拉着木屐来上班啦。”
“总是吊在腰下的白手绢包儿，大概是毛利先生的午饭吧？”
“有人在电车里看见毛利先生揪住拉手时，他的毛线手套上净是窟窿。”
我们团团围着丹波先生，吵吵嚷嚷地说着这些无聊的话。我们越讲越欢。大概是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丹波先生把运动帽挑在手指尖儿上转着，不由得兴致勃勃地说起来了：“还有更那个的呢。那顶帽子，可真是件老古董……”
就在这当儿，不知是哪股风吹来的，小个子的毛利先生悠然出现在器械体操场对面，离我们只有十来步远的两层楼校舍的门口，头上正戴着那顶古董礼帽，一只手煞有介事地按着那条天天系着的紫色领带。大概是一年级的，有六七个像孩子似的学生正在门口前面玩着人马什么的，一见先生的身姿，都争先恐后毕恭毕敬地行礼。毛利先生也伫立在照到门口石阶上的阳光之中，好像在举起小礼帽在还礼。见到这情景，大家毕竟感到不好意思，一时沉寂下来，止住了热闹的笑声。唯独丹波先生大概是羞愧加狼狈的缘故，仅仅闭口还不够，把刚说到“那顶帽子可真是一件老古董”的舌头一吐，赶紧戴上运动帽，突然急转身，大声喊着：“一——!”只见他那仅仅穿了一件西服背心的肥壮身躯猛地蹿到单杠上，将鱼跃式前挺的双脚直伸向上空，然后喊至“二——”的时候，就漂漂亮亮地划破冬季的蓝天，轻松地上到单杠上面了。不消说，丹波先生这个滑稽的遮羞动作，惹得大家不禁失笑了。器械体操场上的学生们本来收敛了一下，这时仰望着单杠上的丹波先生，像是为棒球赛助威似的，哇哇地起哄鼓掌。
我自然也跟大家一道喝彩。但喝彩的当儿，我一半是出于本能，憎恨起单杠上的丹波先生了。话虽这么说，也并不是对毛利先生寄予同情。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我为丹波先生鼓掌，同时也间接地包含着对毛利先生表示恶意的企图。现在回过头来剖析当时的心情，也许可以说，一方面在道义上蔑视丹波先生，另一方面在学力上又看不起毛利先生。或者还可以认为丹波先生那句“那顶帽子可真是件老古董”似乎更加证实了他对毛利先生的侮蔑是有根据的，使我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因而自己一边喝彩，一边耸着肩膀，回头朝着校舍门口那边傲慢地望去。然而我们的毛利先生却像是贪图阳光的过冬苍蝇那样，依旧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石阶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年级学生天真烂漫地游戏。那顶礼帽和那条紫色领带，在当时是作为笑柄而收入眼底的，不知为什么，这番光景直到如今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却。……
毛利先生在就任的当天以自己的服装和学力而使我们产生的轻蔑感，又由于丹波先生那次失策而在全班变本加厉了。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一天早晨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头天夜里开始下起雪来，窗外延伸出去的体育馆的屋顶什么的，已经覆满了雪，连房瓦的颜色都看不见了。然而教室里炉火通红。积在窗玻璃上的雪，来不及反射出淡蓝色的光，就已经融化了。毛利先生将椅子放在炉前，照例扬起尖嗓门儿，怀着满腔热忱，讲授《英文选读》中的《人生颂》[3]。当然，学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认真听课。岂止不听，像坐在我邻位的某柔道选手，竟然把武侠小说摊在《英文选读》下面，沉湎在押川[4]的冒险小说里。
过了二三十分钟，毛利先生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结合正讲着的朗费罗的诗歌，议论起人生问题来了。他所谈的要旨，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恐怕与其说是议论，毋宁说是以先生的生活为中心的一番感想之类罢了。因为我隐隐约约记得，先生像拔掉了羽毛的鸟儿一般，不断地把双手举起又放下，用慌张的语调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话中，有这么一段：“诸位还不懂得人生。喏，就是想懂也还是不懂。所以诸位是幸福的。到了我们这年纪，对人生就懂得很透彻，苦恼的事挺多。就拿我来说，有两个孩子。那么就得供他们上学。一上学……嗯……一上学……学费呢？对啦，就得缴学费喽。喏，所以有许多很苦恼的事情……”
甚至对什么都不晓得的中学生都要诉说生活之苦，或许是本不想诉苦却情不自禁地诉苦，先生的这种心情，我们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不如说我们是单纯地看到诉苦这档子事本身的滑稽的侧面，所以先生正说着的当儿，不知不觉之间大家又哧哧笑起来了。不过并没有变成往常那种哄堂大笑，那是因为先生寒酸的装束和尖声尖气说话的那副神色，宛如人生之苦的化身，多少引起了同情的缘故吧。
我们的笑声虽然没有变得更大，可是过不一会儿，挨着我坐的柔道选手突然撇开武侠小说，气势汹汹地站起来，竟说什么：“先生，我们是为了向您学英文才来上课的。所以，若是您不教英文，我们就没有必要待在课堂里。如果您再这么讲下去，我马上就到操场上去。”
那学生这么说完之后，狠狠地板起面孔，气势汹汹地坐下了。我从来不曾见过像当时的毛利先生那样尴尬的面孔。先生像受到雷击一般，半张着嘴，直挺挺地立在火炉旁，朝着那个剽悍的学生的脸紧盯了一两分钟。
过一会儿，他那家畜般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有所乞求的表情，急忙用手去扶紫色的领带，把秃脑袋向下低了两三次，说道：“哦，是我不对。是我的过错，深表歉意。诚然，诸位是为学习英文来上课的。不向诸位教英文，是我的过错。我错了，所以深表歉意。喏，深表歉意。”他脸上浮现出哭泣般的微笑，反复说了好几遍同样的话。在炉口斜射过来的红色火光映照下，他那件上衣的肩部和下摆磨损的地方，越发显眼了。于是，先生每一低头，连他的秃脑袋也映上了美丽的赤铜色，更像鸵鸟蛋了。
然而，甚至这副可怜的景象，当时的我也仅仅认为是暴露了教师的劣根性而已。毛利先生不惜向学生讨好，也是为了避免砸饭碗的危险。所以先生作为教师不过是为生计所迫，并不是由于对教育本身有什么兴趣。……在我头脑里朦朦胧胧地形成了这样的批判，如今不仅是对先生的装束和学力的蔑视，甚至对他的人格也轻视起来。我把臂肘支在《英文选读》上，手托腮帮，朝着那站在熊熊燃烧着的火炉前，精神与肉体正受着火刑一般的先生，屡次发出狂妄的笑声。当然，这样做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正当先生惊惶失色地向我们道歉的时候，让先生下不来台的那个柔道选手，却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露出狡黠的微笑，又立刻去攻读那藏在《英文选读》下面的押川春浪的冒险小说了。
直到打下课铃为止，我们的毛利先生比平时更加语无伦次地拼命试图翻译那令人怜悯的朗费罗的诗句。“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5]——先生那气色很坏的圆脸汗涔涔的，像是不断向什么东西哀告着，他那咽喉都要哽住的尖锐的朗读声，至今仍在我的耳际萦回。然而隐藏在这尖嗓子底下的几百万悲惨的人们刺激我们鼓膜的声音所含的意义是太深刻了。所以当时我们只是觉得厌倦又厌倦，甚至像我这样肆无忌惮地大打哈欠的人也不少。可是矮小的毛利先生笔直地站立在炉火旁，完全不理会擦着玻璃窗飞飘的雪花，以仿佛他头脑里面的发条一下子全放开了似的气势，不断地挥动着课本，拼命地喊着：“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情况既然是这样，一个学期的雇佣期满之后，再也见不到毛利先生的身影时，我们只是感到高兴，绝未觉得什么惋惜。或者可以说，我们对先生的去留那么冷淡，连高兴的意思都觉不出来。我对先生尤其没有感情，从那以后的七八年，由中学到高等学校，又由高等学校到大学，随着年事日长，连先生的存在本身都几乎忘却了。
大学毕业的那年秋天——更确切地说，是将近十二月上旬。在这季节，日暮之后经常霭雾弥漫，林荫路上的柳树和法国梧桐树颤抖着的叶子早已发黄。那是一个雨后的夜晚。我在神田的旧书铺里耐心地寻找着，买到一两本欧洲战争[6]开始以来忽然减少了的德文书。暮秋夜晚的冷风微微袭来，我拉起大衣的领子防御它，偶然路过中西商店的时候，情不自禁地依恋起那里喧闹的人声和热腾腾的饮料来了。于是就漫不经心地独自走进那里的一家咖啡馆。
然而进去一看，小小的咖啡馆里面，空荡荡的，一个顾客也没有。排列着的大理石桌面上，唯有白糖罐上的镀金冷冷地反射着灯光。我的心情如同上了什么人的当，寂寥异常，走到墙上嵌了一面镜子的桌子跟前，坐下来，随后向过来问询的服务员要了咖啡。我忽然想起来似的掏出雪茄烟，划了好几根火柴，才把它点燃。不一会儿，我的桌子上出现了热气腾腾的一杯咖啡，但是我那阴郁的心情好比外面的雾，是不容易散去的。刚从旧书铺里买来的又是字体很小的哲学书，在这种地方，就是出名的论文读上一页也是很吃力的。我百无聊赖，将头靠在椅背上，交替着呷一口巴西咖啡，又抽上一口哈瓦那雪茄，心不在焉地茫然瞥视着跟前那面镜子。
镜子里首先映出通向二楼的楼梯的侧面，接着是对面的墙壁，上了白油漆的门，挂在墙上的音乐会海报什么的，犹如舞台上的一部分，清晰而又冰冷。不，此外还能看到大理石的桌子和一大钵松树，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电灯，大型的瓷制煤气暖炉，以及围炉边一个劲儿闲谈的三四名服务员。我逐一审视镜子里的物像，将视线转到聚集在炉前的服务员们身上。这时在他们簇拥之下，坐在桌前的一位顾客，使我吃了一惊。我之所以方才没注意到他，大概是因为周围都是服务员，我下意识地把他当作咖啡馆的大师父什么的缘故。我感到吃惊的不仅由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原来没看见的顾客，而且是因为镜子里虽然只映出他的半边脸，但不论是他那鸵鸟蛋似的秃头模样，还是那件古色古香的晨礼服，以及那条永远是紫色的领带，都一望而知是我们那位毛利先生。
当我看见他的同时，与先生阔别七八年的岁月，猛地涌现在心头。中学时代学习《英文选读》时的班长以及如今坐在这里安详地从鼻孔里喷着雪茄烟的我——对自己来说，这岁月绝不是短暂的。然而，能够把一切都付之东流的“时间”的潮水，对这位业已超越了时代的毛利先生，却是一筹莫展的吧？现在，在这夜晚的咖啡馆里，跟服务员们共桌的先生，却依然是从前那位在夕阳都照不到的教室里教文选的先生。不论是秃头还是紫领带，以及那尖嗓门，都跟过去毫无二致……说起来，先生这时难道不正在可着尖嗓门好像在向服务员们讲解着什么吗!我不由得忘记了郁闷的情绪，泛起微笑，屏息倾听着先生的声音。
“你看，这个形容词管着这个名词。喏，拿破仑是人的名字，所以叫作名词。记住了吗？再看这个名词后面……紧挨着后面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喂，你怎么样？”
“关系……关系名词。”一个服务员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什么？关系名词？没有什么关系名词，是关系……嗯……关系代名词吗？对，对，是关系代名词。因为是代名词，就可以代替拿破仑这个名词。喏，代名词不就是这么写吗？——代替名词的词。”
看样子，毛利先生好像是在教这个咖啡馆的服务员们英语呢。于是我把椅子向后挪了挪，从另一个角度朝镜子里望去。果然看见桌子上摊开一本像是课本的书。毛利先生一个劲儿地用手指戳着那一页，孜孜不倦地解释着。就连这一点，先生也是老样子。迥然不同于当时我们那些学生的是，站在周围的服务员都肩靠着肩，全神贯注，目光炯炯，规规矩矩地聆听着先生那忙忙叨叨的讲述。
我望了一会儿这镜中的情景，对毛利先生不禁产生了亲切的感情。我干脆也走过去，跟久别重逢的先生叙叙旧吧？但是先生多半不会记得只在课堂里跟他见过短短一个学期的面的我吧。就算他记得……我突然想起当时我们向先生发出的、带着恶意的笑声，就改变了主意，心想，归根结底，还是不招呼，遥遥地向先生表示敬意更为好吧。正好咖啡喝完了，我就丢掉雪茄烟头，悄悄站起来。尽管我是那么蹑手蹑脚，但还是分散了先生的注意力。我刚离开椅子，先生就把那气色很坏的圆脸，连同那稍许污秽了的翻领和紫领带一起朝这边掉过来。正在这一瞬间，先生那家畜般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在镜子里相遇。如同先前我已料到的，先生的眼睛里，果然未浮现出跟熟人相遇的神色。有的只是像乞求什么似的、哀伤的表情。
我两眼向下看着，从服务员手里接过账单，默默地走到咖啡馆入口的柜台去交款。跟我挺面熟、头发梳得溜光的服务员领班，百无聊赖地坐在柜台后面。
“那边有个人在教英语，那是咖啡馆聘请来的吗？”我边付款边问道。
服务员领班望着门外的马路，无精打采地回答说：“哪儿是请来的呢，不过是每晚跑来教教就是了。据说是个老朽的英文教员，找不到饭碗，多半是来解闷的吧。叫上一杯咖啡，就在这儿泡上一个晚上，我们并不怎么领情哩。”
听了这些，我眼前立刻浮现出我们的毛利先生那有所乞求般的眼神。啊，毛利先生。我仿佛现在才第一次理解先生——理解他那高尚的人格。如果说有天生的教育家的话，那确实就是先生吧。对先生来说，教授英语，就好比吸空气，是一刻也不能间断的。如果硬不让他教，就会像失去水分的植物，先生那旺盛的活力就会立即枯竭。因此每晚教英语的兴趣才促使他特地兀自到这个咖啡馆来呷咖啡。服务员领班把这看作解闷，可是这哪里是一种悠闲的事。尤其我们过去曾怀疑先生的诚意，嘲笑他是为了糊口，这真是误会，而今唯有从心里感到惭愧。无论说他是为了解闷还是为了糊口，世人那庸俗的解释，不知使我们的毛利先生多么苦恼。当然，纵使在这样苦恼之中，先生仍不断显示出悠然自得的态度，扎着紫领带，戴着小礼帽，比堂吉诃德还要勇敢地、坚定不移地翻译下去。但是，先生的眼里不也经常痛苦地向他所教的学生——说不定还是向他所面对的整个社会——闪现出乞求同情的神色吗!
刹那间，我转了这样一些念头，感动得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我拉起大衣领子，匆匆走出了咖啡馆。毛利先生在亮得使人发冷的灯光下，乘着没有其他顾客，依然可着尖嗓门儿教那些热心学习的服务员们英语。
“这个词儿代替名词，所以叫代名词。喏，代名词。听懂了吗……”
[1] 便当是饭盒，腰便是腰便当的简称。日本下级官吏把饭盒系在腰间去上班，这里把他们经常走过的街道叫作腰便街道。
[2] 岛崎藤村(1872—1949)，日本诗人、小说家。
[3] 《人生颂》是美国诗人朗费罗(1807—1882)所写的长诗，收在诗集《夜声》(1839)中。
[4] 即押川春浪(1876—1914)，日本小说家，《冒险世界》杂志主笔。
[5] 英语，意为“人生是真实的，人生是诚挚的”。
[6]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